豫州悬瓠，豫州总管府考试院，观察使杨济正在监督试卷的选题事宜，试卷选题由礼部选定的主考官主持进行，根据考试级别的不同，选题的难度也有不同。
那一世，大明的科举，正式考试是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但在乡试前，还有个“小考”，也就是童子试，算是参加乡试前的资格考试，所以，这个时代的科举，同样以此分为四级。
如今的科举，除了最高一级的殿试比较特殊，其他三级考试的试题，原则上都不由考官拟定，而是考官从题库中抽取，名为“统一出题”，又称“统考”。
试题的抽取过程形同抽奖，也就是“抽号”。
眼下，杨济现场监督选题，选题的抽号方法很特别，是用轮盘来抽：
一个水平放置的转盘，中间高边缘低，盘分十二格，即地支十二，每格对应一个字。
转盘转动，然后在其圆心上方投下铁珠，铁珠滚到哪个格子，就记下这个格子的字，譬如“巳”。
再连续投三次，得仨字，譬如依次得“卯”、“寅”、“酉”，那么前后四次抽得的字，依次排列成为“巳卯寅酉”。
这就是编号，据此可在题库查到对应题目内容及答案。
十二字，投四次，其排列组合有二万单七百三十六种结果，没有超过题库对应类别的题目数量，故而不会出现空号。
所以考试出题，题目不需要主考官来拟定，都是从题库“抽号”，而题库的实体，是堆积如山的无数小册子，由礼部校对、定版、刊印。
题库的题目数量浩瀚如海，根据考试级别分类，足够每次考试所需，而题目的数量，每年都会增加。
这样的题库可不简单，是礼部组织大量学者，根据和拟定的知识点及考点出题，然后将题目汇总。
选题是从题库里“抽号”，如此一来，主考官实际上不会对题目的拟定有什么实质影响，天下各地的同等级考试，其难度都能保持一致。
不会出现某地因为主考官比较挑剔、导致所出题目特别难的情况，也不会因为某主考官过于宽容，导致出的题目难度下降。
如此设计，煞费苦心，效果如何，有待观察。
杨济如是想，他作为观察使，当然要监督试卷的出题以及印刷，而肩负监督之责的人，还有御史台的御史，此刻在场的御史为骨仪，算是和豫州悬瓠有缘。
骨仪祖上来自天竺，所以样貌有别于中原人士，为人刚正不阿，有风骨，在御史任上多有弹劾，让许多官员闻之色变。
此刻，骨仪和杨济都盯着主考官往转盘里投铁珠，抽出来的号码，由吏员进行登记，并且由另外两人核对。
登记好的号码，会由另几名吏员进行整理，然后对照条目，在题库里找出题目及答案，接着交由主考官核实，当天就交由印刷场进行试卷的印刷。
整个过程，相关人员都要对外“隔离”，不得与外界接触，日常起居有专人负责，接受监督。
试卷印刷过程也要接受监督，官府会派出士兵将印刷场围得水泄不通，当试卷原版抵达之后，所有印刷场员工，就会与外界隔离。
他们要争分夺秒，进行排版、试印、勘误、再次排版、试印，确定无误后定版，开始批量印刷，赶在开考前将试卷印刷完毕。
届时，官军会押送考卷抵达考场，谁敢冲撞队伍，谁就要倒霉。
整个流程，杨济不需要全程紧跟，只是“观察”而已，但御史骨仪，以及礼部自己派来的监督官员，需要“如影随形”。
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确保考试的公平、公正，绝不允许有人内外勾结，提前泄露试题。
这样的一个流程，看起来很繁琐，但因为之前已有试行了十余年的考试选拔，礼部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，将整个流程制度化，每个环节都分得很清楚，对于监督者来说，看着流程图就会对如何有效监督一清二楚。
杨济已将流程图记得烂熟，此刻见着抽号正常进行，琢磨起考题来。
考试题目，分为“主观题”和“客观题”。
主观题是让考生自己答题，以表达对试题的理解，试题的题型有简答题、论述题等，论述类题目，其得分高低得由主考官判断，人为因素较大。
客观题，是固定应答型试题，有标准答案，这种题目让考生从事先拟定的答案中辨认出正确答案，题型有判断题、选择题等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填空题，如明经科的填空题，就是将一段经文的某段话留空，让考生填写，这实际上也是有标准答案，考的是考生对经文熟悉与否。
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试卷有足够的知识覆盖面，阅卷、评分完全避免阅卷考官的个人因素干扰。
如何安排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比例，关系到考官在考试中的作用，为此，清流们吵得翻了天，最后朝廷还是确定了题库出题、客观题占主体这一原则。
如此一来，主考官实际上不是出题者，纯粹是阅卷者，按照标准答案给糊名的试卷打分，只有到了论述类题目，才有些许“自由发挥”的余地。
若一个考生把客观题都作对，那么即便自己的论述题答案不入考官法眼，也不会明显影响总体成绩。
这样的设计，让主考官没道理成为上榜考生的“座师”，当次考试考生能上榜，不能说是主考官“慧眼识英才”。
因为只有一个人，才有资格成为考生的“座师”，那就是天子，其他各级考官，不过是拿着答案打分的“员工”。
通过殿试的考生，是天子门生，而不是某个主考官的门生。
殿试的考题由天子拟定，至于这题目是天子从其他人拟定好的题目里选，还是由天子自己定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这一切的前提，是要有一个“宽度”、“深度”都够大的题库，而这样的题库，花了近二十年，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，最后才建立起来。
这项工作艰难无比，首先光是按四个级别定题目难度，就让学者们吵得面红耳赤，因为不同的学者，对同一个问题的难度判断不同。
诸如刘炫、刘焯这样的经学名家，看什么问题都觉得容易，总不能按照这两位的标准来给题目定难度。
既然要定一个标准，那么如何定这个标准也得有个“标准”，所以光是为了“标准”，就折腾了许久。
其中艰辛，杨济有所耳闻，只叹为了科举这种子能发芽、茁壮成长，天子苦心准备了那么多年。
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准备，明德年出现的科举制度，有了扎实的基础，当然，收效如何，还得以事实说话。
